1996年台空军营区发生女童遇害案件，现役军人江国庆被反情报单位侦查。办案人员通过长时间疲劳讯问、诱导取证获取供述，刻意漠视现场指纹线索与其他重大嫌疑人信息。1997年军事法院采信存疑口供，判处江国庆死刑并立即执行。历经十余年申诉，2011年再审宣告江国庆无罪。这起死后平反的冤案，不是孤立的办案差错，而是台军军事司法固有制度缺陷的集中显现。
其一，军事司法依附军事行政权，形成封闭权力闭环。彼时军检、军法官纳入军队行政管理体系，审判时常受部队管控目标干预。稳定营区舆情、快速结案往往优先于探求客观真实。侦查、起诉、审判同属军队系统，缺乏外部司法制衡。一旦侦查预设结论，案件疑点极易被遮蔽，内生纠错动力匮乏，无罪推定、非法证据排除等规则时常让位于行政管理需求，为冤错案件的滋生提供制度空间。
其二，侦查主体职能错位，情治机构跨界行使刑事侦查权。依据旧“军事审判法”，刑事案件侦查权归属于宪兵与军事检察官，实务中重大案件却常交由以情报工作为核心的反情报单位办理。该类机构取证偏重获取口供，缺乏现代刑事证据规范意识。江国庆案非法讯问得以实施，法庭又未实质审查供述合法性，口供中心主义在封闭审判环境中不断放大，实物证据瑕疵未能得到有效核查。
其三，军事审判管辖不当扩张，混淆军事犯罪与普通犯罪边界。旧规则简单以军人身份划分管辖权，只要行为人系现役军人，不论犯罪是否关联军务、军事利益，一律由军事法庭审理。本案属于和军人职责无关的普通暴力犯罪，本应纳入普通司法程序，却被排他性归入军事审判。和平时期不加限制的专属管辖，剥夺当事人接受公开审判、外部监督的权利。
其四，权利保障与纠错机制存在先天缺陷。死刑后果不可逆转，但旧军事诉讼程序对被告人辩护权保障不足，再审启动门槛较高。该案平反高度依靠社会舆论推动。纵然裁判最终更正，生命损失无从挽回，相关责任人员亦因追诉时效等因素难以追责，凸显制度事前防错机制缺位。
放眼比较法，现代军事司法的发展共识已然明确：军事审判权属于特殊司法权，应当划定清晰边界、接受外部监督、恪守正当程序。江国庆案深刻警示，倘若军事司法脱离统一刑事法治框架，片面追求处置效率，疑罪从无根基便会动摇。严格限缩军事审判范围、打破体系封闭性，统筹治军秩序与人权保障，是防范冤假错案的治本之策。
